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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的配资平台这应该才是最近发生的火车砸窗事件真正深刻的解读

权力傲慢的表现之一，就是决不允许非掌握权者染指权力。

这不是一句废话。当事件涉及公共利益时，掌权者由于种种考虑，宁愿选择消极作为，也绝不会放任普通民众代为行使权力。这应该才是最近发生的火车砸窗事件真正深刻的解读。很多人通过翻阅相关法律、法规，力图证明在当时砸窗是正义合理之举，但那没用，因为相关条文对砸窗时机的认定说得很模糊。这不，铁路官方的“通报”主要就是为了说明当时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可怕的后果，不但没有砸窗的必要，砸窗后反而还可能引起更为可怕的后果。然而老百姓自己最能共情自己，难道真要等到热坏、热晕一两个之后才达到砸窗条件吗？所以，这件事最终就演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舆论博弈。

除了批评“相关规定”及其认定标准的不合理外，我们还应当关注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掌权者的权力傲慢。其实，类似的事件在过去是时有发生的，例如在发生地震时，学生必须刷脸出闸机；例如疫情期间楼层发生火灾，楼管则死守侧门，谨防有人冲开“逃生”。最近发生的火车砸窗事件，其荒诞程度如出一辙，但权力方总有“充足的”理由：小地震，没有达到关闭刷脸或准许翻越闸机逃生的必要；一户失火，没有达到开启整栋楼逃生侧门的必要；当然，一点小小的高温，砸窗透气也是非必要的，更何况“我们”还做了其他很多方面的降温措施。如我们所想，这些理由不是基于事实作出的科学判断，而只是“他们”从主观上为自己的消极应对所找的说辞。

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惧怕混乱，从根本上说是惧怕自己的权力网被冲破，或被代替从而引起的混乱。管理的本质就是建立秩序，管理者最大的愿望是把一切都纳入规则之中，希望一切都按照事先设想的来运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称为“计划”、“计划者”，或许更为准确。）然而管理或“计划”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技术问题，如紧急事件发生时最高管理者的应对命令无法及时送达，二是最高管理者必然是一个“人”。相比于前者，后者是根本性的，是原罪性的，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如果社会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计划进行管理，那么管理者就一定要是一个“完人”。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完人”的英明程度，需要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如果一切事情的发展态势他都能够掌握，那么无论他的“计划”多么独断专行都无可厚非。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根本就不存在如此英明的计划者，因为他是一个“人”，是人就有好恶、偏爱，对一件事的决断受制于他所处的环境，更受制于他的知识结构、信息掌握情况等等。这就是人治的底层逻辑，也是人治社会的悲哀。

虽然计划者不可能在事实上掌控全局，但掌控全局却是他管理这个社会的最高理想，而局面失控，则会显示出他的无能，并进而影响其掌握权力的合法性。为了使其权力稳固，达到他“理想”治理效果，又会产生出所谓的推责、以谎言粉饰太平等等操作。不过，在这些不得已的糟糕状况出现之前，他们会把管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允许别人僭越。别人一旦僭越，就意味着管理计划的失控，就意味着混乱无序局面的来临。这是他们深感恐惧的。

如何是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呢？简单地说就是，行，由“我”说了算，不行，也要由“我”说了算。就以上案例而言，抛开管理技术不谈，你以为“他们”真的在乎撤掉还是不撤掉刷脸闸机吗？你以为“他们”真的在乎在火灾时是打开还是不打开侧门逃生通道吗？你以为“他们”真的在乎砸开还是不砸开封闭车厢的玻璃窗吗？他们在乎的是行使这些权力的主体是不是他们自己，只有在他们同意你砸的时，你才能砸，没有同意你砸，就坚决不能砸。中国网发布的那几篇“洗地”文，并非基于他们对其管理制度的自信，而是源于对自身权力被僭越的愤怒。这就是权力傲慢。

在涉及公共安全的事务管理中，权力应向公众有更多的让度，以弥补计划管理的缺陷，让民众自救。然而在计划者眼里，他们与其让事态在其控制范围内失控，也不愿把权力让给一个素不相干的人。即使真出了问题，也还有另一些游刃有余的应付手段，如以“大局观”来安抚民众（砸窗后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热坏一两个人是最低限度的损失，他们已做到最好了）。如甩锅给基层权力执行者，“指责”他们不会变通行事（这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他们对上级必须绝对“忠诚”）。他们希望每个人在面临危险时都能安分守己，如他们说所：“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挥锤打破规则，而是在困境中主动成为秩序的守护者。”（2025年7月8日，冉顶平，于湖北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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